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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成: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發展

      發布時間:2024-04-08 21:17:00 | 來源:中國藏學 | 作者:中國藏學編輯部 | 責任編輯:曹川川

      【作者簡介】李德成,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研究員,本刊學術委員。

      【摘要】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藏傳佛教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條件、政治條件以及自身矛盾性質等,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有了很大進步。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推動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全面發展。通過觀念認同、制度適應、生活融合等途徑,當代藏傳佛教在信仰層面、制度層面和生活層面進一步融合當代中國進步思想和中華文化觀念,不斷提升中國化水平。體現人民主體性思想,實現信仰清凈化;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形成信仰自由局面;貫徹教派平等思想,實現教派和諧化;貫徹全面依法治國理念,形成依法治教格局;吸收當代人民民主思想,形成寺廟民主管理體制;借鑒現代生活方式,實現寺院生活社會化、現代化,標志著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關鍵詞】藏傳佛教;中國化;當代發展

      藏傳佛教中國化有其歷史必然性,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佛教從境外和祖國內地傳入西藏之后,經過在西藏及附近地區的本土化發展,逐步形成了顯宗與密宗相結合而以密宗為主的特點,根據不同的密宗傳承形成不同的教派,出現了獨具特色的活佛轉世制度,宗教與經濟、宗教與政治的關系“二位一體”性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等不同于其他傳承教派的顯著特點,完成了中國化進程,最終形成具有我國地域性特征、民族性特點、中華文化色彩、中國特色的宗教,即中國化的藏傳佛教,成為中國本土化宗教。藏傳佛教中國化有其歷史進步性,藏傳佛教始終與中華文化深度融合,不斷提升中國化水平,成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典型代表。歷史發展充分證明,中國化是藏傳佛教生存發展的必由之路。

      我國各宗教在發展過程中歷來有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與社會發展現實需求相適應的特點。各宗教繼承和發揚長期以來中國化、本土化的傳統,主動適應社會,發揚愛國愛教、團結進步、服務社會、和諧包容的優良傳統,自覺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公序良俗,履行社會責任。在完成民族化、地方化形式及其以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藏傳佛教始終與中華文化特別是藏族地區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相結合,不斷提升中國化水平,使藏傳佛教更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所謂宗教中國化,就是將宗教的思想、教義、行為規范等同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社會實際、中國歷史傳統、中華文化等結合起來,實現宗教在中國的民族化、社會化和時代化。其范圍既包括外來宗教,也包括已經本土化了的外來宗教和本土宗教,既要“洋為中用”,也要“古為今用”。對外來宗教而言,是指外來宗教在我國傳播的過程中實現中國本土化或民族化,日益與我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相適應、相結合,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宗教,表現出有別于外來宗教的特殊精神面貌,這就是宗教的本土化或民族化。對本土宗教或民族化宗教而言還要不斷社會化。所謂宗教社會化是指宗教作為一種有別于世俗思想文化體系的信仰教化體系,在其發展過程中,為適應特定的社會環境,在不失其根本宗旨與特色的前提下,一是要與現實社會的主流文化、主體文化進行融合和調適,接納現實社會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等,以及與有關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相適應,也可以說宗教要融合、靠近社會主流文化;二是要遵守社會規范和道德倫理,適應社會要求;三是要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將其傳播形式與內容等加以適當調整和自我完善,以更能為社會大眾接受的方式、形式、特色,積極作用于社會,創造出新思想、新文化、新品格以及新的存在方式、傳播形式等。對于本土宗教或民族化宗教而言,還要在社會化基礎上不斷適應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不斷調整和創新,與不同的社會時代相適應,注入時代精神,回答時代問題,形成具有中國時代特點的宗教,這就是宗教的時代化。因此,我國宗教的中國化,從內涵上講,既包括外來宗教的本土化,也包括已經本土化的外來宗教和本土宗教的社會化,更包括本土化、社會化基礎上的時代化。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更重要的是當代藏傳佛教的時代化發展。

      一、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的社會條件

      宗教與所處社會相適應,是世界各宗教生存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我國宗教健康傳承的必然要求。無論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要不斷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充實時代內涵,藏傳佛教亦不例外。佛教自從傳入我國西藏地方和有關涉藏地區伊始即開啟了中國化之旅。自古以來,藏族即與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構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造就了多姿多彩的中華文化,其中包括藏傳佛教文化,深刻反映出中國化與藏傳佛教生存發展生死攸關。

      新中國成立以來,藏傳佛教界在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反對分裂倒退,高舉愛國主義旗幟,邁出了中國化時代化的步伐。

      (一)維護祖國統一、堅持愛國進步,為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藏傳佛教的歷史發展,使藏傳佛教的政治面貌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即1949—1959年,這一時期藏傳佛教的發展特點是,宗教制度依然保留延續舊有制度,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界人士中涌現愛國進步潮流。其中,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藏傳佛教發展的主線,宗教界人士中涌現愛國進步潮流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藏傳佛教發展的主流。伴隨著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發展主線和宗教界人士中涌現愛國進步潮流的發展主流,藏傳佛教界愛國人士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藏傳佛教發展進步,為宗教制度的民主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在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堅持“慎重穩進”方針,沒有過早實行民主改革或土地改革,在封建農奴制度、封建領主制度以及封建土司制度、部落土官制度、千百戶制度下,藏傳佛教仍然保留著“政教合一”制度或“政教聯盟”制度,寺院中仍然延續著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

      從政府管理層面而言,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政府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寺院、宗教設施以及宗教文物等,關心愛護宗教界人士,注重發揮愛國宗教界人士在革命和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從藏傳佛教自身發展層面而言,宗教界和信教群眾逐步認識與接受宗教信仰自由的觀念,逐步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中國成立初期藏傳佛教的鮮明特征即是教派團結、宗教和睦局面的逐步形成;宗教自身建設取得進步,全國和一些涉藏地區加入或建立了新中國成立后新型的教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和地方佛協分會,使各教派佛教徒團結在一面旗幟之下,具有了統一的章程和共同的宗旨及任務。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藏傳佛教界人士能夠愛國守法,一些有影響的宗教上層人士繼承和發揚了藏傳佛教界優良的愛國主義傳統,面對嚴峻復雜的時局,能夠認清形勢,顧全大局,積極參加愛國運動,為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解放與人民政權建設,為維護祖國統一、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為涉藏地區各項社會事業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例如,1952年十世班禪大師返藏后,極大地促進了西藏愛國力量的發展。他以日喀則地區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愛國陣地,這個愛國陣地逐漸向全藏輻射,帶動了西藏地方、西藏宗教界愛國力量的發展。喜饒嘉措大師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愛國愛教的典范,20世紀50年代大師經常深入基層,心系群眾,調查研究,體察民情。在宣傳教育各族群眾的同時,把發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反饋到各級政府,積極配合黨和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并撰寫《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佛教徒》一文,強調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國的命運、繁榮富強緊密聯系起來。

      正是在十世班禪、喜饒嘉措等一批大德高僧的影響帶動下,藏傳佛教的面貌逐步發生變化,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中,新中國意識、中華民族意識、民族團結意識、反對分裂意識等逐步形成并日益發揮作用。為藏傳佛教宗教制度的民主革新創造了條件,也為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二)實行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為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1959年3月10日,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宣布所謂的“西藏獨立”。人民解放軍隨即平定西藏武裝叛亂,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開始實行民主改革。藏傳佛教的歷史發展也進入“民主改革時期”,即藏傳佛教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至“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歷史階段。這段歷史時期,正值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和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艱辛探索的歷史時期(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民主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寺廟民主改革成為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社會偉大歷史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藏傳佛教界的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深刻變革。這一歷史時期,藏傳佛教傳承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鮮明特點是,廢除“政教合一”,實現政教分離,僧侶自食其力,實行民主管理。

      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廢除寺院中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實現政教分離,宗教不得干涉行政、司法和教育。藏傳佛教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政教合一”等封建制度下藏傳佛教賴以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宗教方面的矛盾已經主要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藏傳佛教社會作用中的積極因素發揮著主導作用,消極因素處于被約束、被抑制的地位。同時,改革是宗教制度的改革,并未觸及藏傳佛教的教理教義和宗教儀軌等,正常的宗教活動得到尊重和保護,從而恢復了藏傳佛教清凈純潔的本來面目,使藏傳佛教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從根本上改變了舊有的西藏宗教制度,徹底實現了政教分離,這是藏傳佛教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的重要內容和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在民主改革過程中,實行寺院以寺養寺,僧尼參加生產勞動,自食其力,是寺院民主改革廢除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的必然產物,既有利于減輕信教群眾的經濟負擔,又有利于發揚佛教弘法利生、慈悲濟世、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傳教宗旨,也有利于培養僧尼的民主精神,增強他們弘揚佛法的主人翁意識和利國利民的社會責任感。

      在民主改革過程中,廢除寺院上層的封建特權,實行民主管理,以新型的寺廟民主管理體制和民主管理制度取代原有的封建管理體制和管理制度,開創了藏傳佛教寺院管理的新紀元。民主管理,既能實現和保障藏傳佛教寺廟中貧苦僧尼當家作主的權利,又能實現和保障寺廟僧尼人人平等的權利,也為宗教和睦、寺廟和諧創造了條件。因此,寺廟民主管理,既為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奠定了基礎,又必將對藏傳佛教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藏傳佛教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社會偉大歷史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藏傳佛教界的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深刻變革。它廢除了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滌蕩了封建農奴制度等舊制度對藏傳佛教的玷污,并實行政治統一、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原則,使廣大藏族信教群眾真正享受到了《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奠定了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牢固基礎,也為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三)加強愛國主義和法治宣傳教育,為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法治基礎

      改革開放新時期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藏傳佛教的歷史發展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建立藏傳佛教的正常秩序和反分裂斗爭,一條是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藏傳佛教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總體上以健康發展的面貌和與時俱進的姿態,以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基礎,通過依法管理、民主管理途徑,一方面努力建立藏傳佛教的正常秩序并積極開展反分裂斗爭,另一方面積極推進自身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特別是開展寺廟愛國主義教育和法治宣傳教育,依法加強管理,遏制和反對達賴集團利用宗教進行的分裂破壞活動,為建立藏傳佛教正常秩序、保障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創造了重要條件。

      由于境外分裂勢力的不斷滲透,從1987年拉薩騷亂以來,藏傳佛教部分寺廟內存在著深層次的問題,主要是有些寺廟內實際存在著思想不純、隊伍不純的問題,嚴重影響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確貫徹和落實,嚴重損害了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宗教信仰的正當權益。1995年,在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工作中,針對寺廟管理中的突出問題,扎什倫布寺進行了教育整頓,集中一段時間揭批分裂勢力的干擾和破壞,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使宗教界愛國進步力量掌握了靈童尋訪工作的領導權,保證了班禪轉世工作的圓滿完成。

      在認真分析和研究多年來反分裂斗爭形勢和全區寺廟存在問題的基礎上,借貫徹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和班禪轉世工作圓滿成功的有利時機,西藏借鑒班禪轉世的成功經驗,于1996年5月及時開始在全區寺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進行清理整頓和建立正常宗教秩序的工作,從根本上消除西藏的不穩定隱患。

      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建立了藏傳佛教正常的宗教秩序,形成了正常的政治空氣和愛國愛教的良好局面;廣大僧尼和寺廟民管會,服從黨和政府領導,堅持愛國主義,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勢力的分裂活動,擁護國家宗教政策等各項政策,能依照法律和有關規章制度管理寺廟并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

      2008年3月,在拉薩等地發生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嚴重影響了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穩定,干擾破壞了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的建立。據相關統計數據,截至2008年3月25日,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有少數寺廟與僧尼參與打砸搶燒暴力犯罪活動和騷亂鬧事,占現有藏傳佛教寺廟的2.45%和僧尼的3.9%。這種情況說明,當時在藏傳佛教寺廟中,有些僧尼的思想教育缺失,缺乏法律意識,甚至無視國法而盲目行事,干擾了藏傳佛教的正常秩序。寺廟僧尼的這種狀況,直接關系和影響到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社會穩定。因此,在藏傳佛教寺廟中廣泛開展了以法治教育和反分裂斗爭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法治宣傳教育。

      在寺廟中集中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是藏傳佛教寺廟管理的一項創新舉措,既有利于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也有利于團結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維護社會穩定,同時也為建立健全藏傳佛教寺廟管理長效機制創造了條件,進一步推動提升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水平。

      新中國成立后,藏傳佛教的傳承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寺養寺、依法管理、民主管理、社會化管理等理念發揮著重要作用。宗教界人士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觀念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祖國觀念、中華民族意識、民族團結意識、公民意識、法律意識、奉獻意識、平等意識等在僧尼中得到共鳴,愛國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在僧尼中受到擁護。包容創新、與時俱進也是新時期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顯著特征。藏傳佛教的社會功能、信仰觀念、組織方式、傳教方式、宗教活動、寺院規模、信教人數等都在發生著變化,宗教信仰與世俗社會日益協調,藏傳佛教與中華文化日益交融。

      當代藏傳佛教的總體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就其社會根源而言,宗教賴以存在的階級根源已基本消失,但境外分裂勢力仍在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就其政治面貌而言,宗教界總體上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其矛盾性質而言,宗教方面的矛盾已主要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同時仍然存在著分裂勢力利用宗教進行分裂破壞活動的敵我性質的斗爭和復雜的國際環境;就其社會作用而言,社會主義社會為發揮宗教的積極因素、抑制消極因素創造了有利條件和環境,使藏傳佛教社會作用中的積極面得到支持和鼓勵,消極面得到約束和抑制;就其發展方向而言,民主改革和改革開放,推動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也推動藏傳佛教堅持中國化方向,走向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正確道路。這種歷史性進步,是藏傳佛教界愛國力量所代表的基本面貌和正確方向,并由此奠定了藏傳佛教不斷提升中國化水平、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礎。

      二、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發展

      基于當代藏傳佛教總體面貌和生存發展條件等的歷史性變化,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水平不斷進步和發展。在當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中,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發展變化,總體而言,在堅持中國化方向中弘揚與進步,始終是當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主線;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始終是當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主流;積極促進自身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始終是當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主題。這是我們研究和探討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問題的理論基石,也是我們正確對待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歷史發展的立足點和根本點。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代藏傳佛教始終堅持中國化方向,不斷攝取和融通時代精神的豐富內涵和中華文化的文明成果,將更加豐富的時代內容和更加多樣的文明成果、文化思想作為寶貴資源而加以吸收和借鑒,不斷改造、充實和完善自身,積極推動自身建設的中國化時代化。

      觀念認同、制度適應、生活融合是歷史上佛教中國化的三大途徑。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發展也不例外,并呈現出新的發展特點。

      (一)體現人民主體性思想,實現信仰清凈化

      人民主體性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內容,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任何一種國家制度的建構、設計及其運行,無不彰顯或呈現特定的價值取向、價值關懷。奴隸社會究其本質而言是以奴隸主為主體、為目的,封建社會從其本質上而言是以地主、貴族集團為主體和目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新中國成立后,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是人民性,不僅能夠充分代表人民意志、廣泛集聚人民智慧、切實維護人民利益,而且強調最大限度地保證人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主體作用、主體價值。人民主體性思想成為當代中華文化中重要的政治文明。經過民主改革,西藏等地也逐步跨越至社會主義社會。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秉承特定的價值取向,倡導人民主體性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服從人民的意志為基準,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為人民服務。

      民主改革時期,隨著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民主改革的進行,藏傳佛教界也開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革新,徹底廢除了寺院領主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實行政教分離,解放了廣大貧苦僧尼和信教群眾,使他們成為社會的主人。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是宗教界的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深刻變革,改革清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對藏傳佛教的消極影響,吸收當代中華文化的政治文明精華,深刻體現了新的社會制度下人民主體性思想,恢復了藏傳佛教清凈純潔的本來面目,使廣大人民徹底擺脫了寺院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的桎梏,真正享受到了《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正本清源,信仰清凈化得以實現。

      (二)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形成信仰自由局面

      中國共產黨始終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憲法》始終明確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對宗教自身規律的尊重,是中國共產黨維護人民利益、保護公民權利、尊重保障人權的重要體現,也是當代中華文化中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歷史上,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下,人民群眾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寺院往往強迫群眾入寺為僧,強迫群眾支“僧差”,有的群眾還因為生活貧困而被迫入寺出家。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群眾不僅是否出家身不由己,而且不得改變信仰。例如在舊西藏地方法典中對此有嚴格規定,舊西藏的主要法典之一、藏巴第悉噶瑪丹迥旺布時期制定的《十六法典》,甘丹頗章地方政權時期制定的《十三法典》等都有這方面的規定。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始終得到貫徹和執行。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到民主改革時期的“政治統一、信仰自由、政教分離”以及“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的全面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廣大藏族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藏傳佛教界得到貫徹落實,其教義思想與當代政治文明相結合,藏傳佛教的信仰觀念等發生了變化,宗教人士擁護黨的領導,擁護黨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形成了宗教信仰自由局面,成為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的重要內容。

      (三)貫徹教派平等思想,實現教派和諧化

      中國共產黨在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過程中始終倡導教派平等思想,提倡宗教之間、教派之間相互尊重,團結和睦。黨在藏傳佛教中始終貫徹各教派平等友好、團結合作、相互尊重、共同進步的主張。例如,早在1954年西藏工委《關于執行宗教政策的指示》、西藏工委統戰部《關于1956年西藏地區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和任務》,以及1959年中共中央《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草案)》中,都曾明確要求堅持各教派平等團結、互相尊重、“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原則。1959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在西藏平叛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草案)》強調:“繼續堅持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紅、黃、白、花、黑等教派一視同仁?!苯膛善降人枷?,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宗教政策和中華文化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也是當代中國宗教關系的鮮明特征。

      歷史上宗教與經濟關系的“二位一體”性,決定了教派首領也往往成為政治割據勢力的首領,各派宗教封建領主為占領政治、經濟、宗教陣地而爭權奪利。在封建農奴制社會中,西藏的宗教矛盾和教派戰爭始終不斷,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新中國的成立,為解決教派矛盾、促進藏傳佛教教派團結、宗教和睦奠定了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和一些涉藏地區建立了新型的中國化的教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和地方佛協分會,使各教派佛教徒團結在一面旗幟之下,具有了統一的章程和共同的宗旨及任務。這種新變化或者中國化發展,不僅標志著藏傳佛教的組織觀念在發生變化,開始出現并接受了進步的組織制度,而且實現了教派關系的和諧化。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西藏方面派出的代表由格魯、寧瑪、噶舉等教派共同組成,體現了教派平等原則。會議通過的《中國佛教協會章程》規定,中國佛教協會是中國佛教徒的聯合組織。這一由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徒共同發起、共同參加、共同組成的全國性佛教團體,開創了中國歷史的先河,體現了新中國佛教徒的大團結,也實現了中國佛教各派別的平等、和諧與統一。

      1956年4月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宗教事務委員會由不同宗教和藏傳佛教不同教派代表人士共同組成。同年10月6日,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成立大會在西藏拉薩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和列席、旁聽會議的人員共有700多人,包括格魯、寧瑪、薩迦、噶舉四大教派和苯波教以及西藏各大寺院,上密宗院,下密宗院,譯倉的活佛、堪布、堪蘇、格西、比丘和比丘尼等。拉薩的伊斯蘭教代表也到會祝賀。

      繼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成立后,1957年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分會、甘肅省分會,1963年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分會等。藏傳佛教界各派高僧大德團結合作,共同組成了協會的領導機構,標志著藏傳佛教進入了各教派反帝愛國、團結協作、教派團結、宗教和睦的新的歷史階段。當今,藏傳佛教各教派和睦相處,共同致力于弘法利生事業。這是當代新思想新觀念帶給藏傳佛教的發展和進步。宗教觀念的新變化和宗教和睦是新中國成立后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的主要特點之一。

      (四)貫徹全面依法治國理念,形成依法治教格局

      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牢固樹立法治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國理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當代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

      在全面依法治國前提下,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成為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主要內容。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和體現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御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正常宗教活動受到法律的保護。

      和平解放后,在西藏不同歷史發展時期,逐步建立健全并完善了有關宗教工作的法律法規,使藏傳佛教管理逐步納入法治化軌道。如1962年的西藏《關于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幾項規定》,1980年的《關于繼續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幾項具體規定(試行草案)》,1991年的《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2006年的《西藏自治區實施〈宗教事務條例〉辦法(試行)》等,都體現了西藏在不同歷史時期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治理格局。加之全國層面2007年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2010年的《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2022年的《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管理辦法》等,彰顯著在藏傳佛教工作中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既依法堅決打擊了利用宗教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又有效維護了宗教活動的正常開展,使宗教界及信教群眾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由此藏傳佛教進入歷史發展的最好時期,也昭示著在藏傳佛教領域的人權事業取得了偉大成就。同時,藏傳佛教圓融當代法治思想,形成了依法治教的新格局,極大推動了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發展。

      (五)吸收當代人民民主思想,形成寺廟民主管理體制

      民主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志。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民主旗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觀。當代中國的民主觀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借鑒并汲取了其他國家和地區民主化的經驗和教訓,不照搬照抄西式民主教條及政治模式,形成了正確全面科學的人民民主思想,其最本質特征是人民當家作主,強調人民至上、全過程人民民主,要求通過不斷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需要。人民民主思想極大豐富了當代中華政治文明。

      人民民主思想極大推動了當代藏傳佛教制度文化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傳統的寺廟管理方式。經過民主改革,與時俱進,藏傳佛教的寺廟管理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實行寺廟民主管理由傳統的寺主、活佛、堪布等宗教上層的管理改變為由寺院全體僧尼共同參與的現代的民主管理。例如,1959年9月《中共西藏工委關于三大寺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并對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性質、任務等作了具體規定。規定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由三分之二的貧苦喇嘛和三分之一的愛國守法的宗教中、上層人士組成。繼而制訂《寺廟民主管理試行章程》,明確了寺廟民主管理體制以及僧尼的權利和義務。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各地藏傳佛教寺廟都建立起了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

      寺廟民主管理體制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廣大僧尼民主管理寺廟的權利和信仰自由的權利,有利于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有效地保證了宗教活動的正常開展,有利于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的建立。同時使封建農奴制度下政教合一的寺廟管理制度變為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要求的嶄新制度,藏傳佛教的社會屬性、地位及作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奠定了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牢固基礎。從此藏傳佛教步入健康發展的歷史新階段,開創了藏傳佛教寺廟管理歷史的新紀元,成為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的鮮明標志。

      (六)借鑒現代生活方式,實現寺院生活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文化的新思想新觀念深刻影響了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發展。中華文明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及自我價值的實現,倡導自立、自信、自尊。這種人本思想直接影響到了民主改革時期的藏傳佛教僧尼自食其力觀念,樹立了藏傳佛教新形象。中華文明的守正創新思想,也統攝了佛教佛法常新的理念,為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發展提供了動力。因此,借鑒現代生活方式,當代藏傳佛教寺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變化。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藏傳佛教從神圣社會向世俗社會的靠攏趨向愈益明顯,在涉藏地區,藏傳佛教逐漸由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地位和深遠影響退縮到一個相對獨立的宗教領域里,其思想、觀念、功能、行為等逐漸去除神秘色彩,向現實生活靠攏,如信眾宗教觀念的淡化、宗教情感的變異、宗教活動的減少、宗教功能的退化等。這種發展變化,深刻反映了當代藏傳佛教追求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積極方面,是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的具體表現。

      經過民主改革,西藏由封建農奴制社會跨越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其他涉藏地區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也都實現了質的飛躍。隨著社會轉型,當代藏傳佛教也在發生變化。表現在信仰觀念方面,即在價值取向上更加關注現實問題,重來世輕現實的觀念正在逐步改變;表現在組織方式方面,即其管理方式已由傳統的寺主、活佛、堪布等宗教上層的管理改變為由寺院全體僧尼共同參與的現代的民主管理;表現在傳播方式方面,則傳統的講、辯、著形式吸收了更多的現代因素,更加豐富多彩,尤其是現代的電子化、網絡等技術的應用,使傳播方式更具時代特色;表現在教育模式方面,即基于傳統的經院式教育,又增添了現代化的教育模式,如現代院校式的佛學院等,在傳統格西等學位制度基礎上,又創新形成了當代中國化的三級學銜制度,授予高級學銜“拓然巴”、中級學銜“智然巴”和初級學銜“禪然巴”;表現在價值層面,有相對重視世俗價值而輕視宗教價值、相對重視此世價值而輕視彼世價值等傾向;表現在行為方式方面,傳統的學修方式也受到了現代生活方式的沖擊。

      中華文化的現代化理念強調服務性,要求增強服務人民、服務社會意識,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神圣性與服務性相結合,當代藏傳佛教的公益活動使公益文化增添多彩內涵。藏傳佛教“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境,從寺院生活方式的角度,可以踐行“服務社會、利益人群”的正確宗旨,從當代中國社會的角度,可以營造助人為樂、扶危濟困的良好風尚?!胺丈鐣?、利益人群”也深刻反映著藏傳佛教護國利民的不凡情懷以及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正確道路,從特殊領域以獨特方式踐行著中華文化的服務性要求,也為當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提供了有力注解。

      綜上所述,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藏傳佛教在社會根源、政治面貌、矛盾性質、社會作用和發展方向等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有了很大進步。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推動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全面發展。通過觀念認同、制度適應、生活融合等途徑,當代藏傳佛教在信仰層面、制度層面和生活層面進一步融合當代中國進步思想和中華文化觀念,形成更具時代精神的信仰清凈、信仰自由等觀念,教派和諧、依法治教傳統,民主管理制度和生活方式,標志著當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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