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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書薦】張云 | 《歷史鑄就統一體:考古與文物所見西藏和中原關系資料研究》讀后

      發布時間:2024-03-24 19:13:00 | 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 作者: | 責任編輯:

      由霍巍教授作為首席專家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文物考古中西藏與中原關系資料整理與研究”,其最終成果《歷史鑄就統一體:考古與文物所見西藏和中原關系資料研究》已由中國藏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由三部分組成,即基礎資料部分5冊;綜合研究部分3冊;專題研究部分1冊。這是近幾年來西藏文物和歷史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成果,可喜可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被粑〗淌谥鞒滞瓿傻摹稓v史鑄就統一體:考古與文物所見西藏和中原關系資料研究》,就是藏學研究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具體體現,既有學術價值,也有現實意義。在此先對該套叢書做一整體介紹。

      基礎資料部分按時代、時間和類別為序,搜集學術界業已公布的各類考古成果和文物資料,補充以課題組新發現和拍攝的材料,既為本書的研究奠定了資料基礎,也為學術界進一步利用這些資料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更是廣大讀者了解西藏與中原關系史的好素材。

      專題研究部分系該課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的論文匯集,其中《西藏與祖國關系的歷史邏輯與理論表述——“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研究評述》一文,雖然是評述,卻起到統領全書主旨,表明立意的作用?;粑〗淌诘摹段鞑匚鞑康脑缙谀乖峒捌渑c周邊文化的關系》一文,通過對西藏西部早期墓葬的形制、埋葬習俗、動物殉葬、器物隨葬等方面內容的分析,認為最遲在公元1千紀前后,在該地區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區域性的古老的文明中心,這個中心已經具有較為復雜的社會結構,來自各地的人群匯聚于中心之內,不僅帶來和保持著自身的傳統文化特點,而且也逐漸開始形成區域性的若干共同性文明標志,積石冢、石丘墓、石室墓、黃金面具、箱式木棺、青銅器、絲綢和茶葉等各項因素的出現,顯示出跨區域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锻罗案嫔碇贫取钡目脊艑W新印證》一文,提出告身制度最直接的來源應當是唐朝的官服制度,并與虎皮肩章、帽子、衣甲等共存,且受到來自中亞和北方“胡服”的影響?!段飨柴R拉雅地區早期墓葬研究》一文,用考古發掘成果和相關實物資料表明,在公元前1千紀晚期至公元1千紀早期,西喜馬拉雅山地與塔里木盆地南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中原文化也經由絲綢之路南道進入西藏西部邊緣地帶。說明來自不同方向的外部文化因素在該地區匯聚生成,又繼續擴散的狀況。認為正是基于早期金屬時代的物質文明積累以及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才使得11世紀西藏佛教的復興自西藏西部發軔成為可能。其他文章也不同程度地就文物中所包含的歷史內涵進行了探析闡釋,不乏創新觀點。

      綜合研究部分是該書的核心或者主干成果,這一部分內容既是對基礎資料的發掘利用,也吸納了專題研究部分的相關成果,這里擇其要者,談以下幾個方面的感受。

      第一,用豐富的考古研究成果充分證明了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的史實。

      作者在書中指出,大量考古學證據表明,從西藏史前時代開始,西藏與中原文化之間的關系便已經十分密切,而有別于周邊其他考古學文化體系。西藏的“考古學文化體系”,明顯與東亞地區——尤其是我國中原史前文化體系最為接近,而與同時期的中亞、南亞史前文化體系相去較遠。至于西藏新石器時代文化與黃河、長江流域文化的共性,書中簡明而較為系統地從居住式樣、陶器形制與紋飾、磨制石器、骨器、玉器、海貝,以及粟的栽培等幾個方面,梳理了兩者的內在聯系。

      關于吐蕃時期的文化,作者指出了晚期藏文史書一味將吐蕃文化納入印度佛教文化圈存在的誤區,進一步指出“如果從更為宏大的視野來考察吐蕃文化的面貌,其中更多的因素是受到來自東方漢文化圈的影響,而不是南方的印度文化圈”,用以證明的文物材料十分豐富,涉及敦煌古藏文寫卷中的儒家思想,吐蕃佛教中的禪宗影響,來自中原的歷算、陰陽五行、八卦、絲綢服飾、飲茶習俗等。關于吐蕃王陵借鑒唐代帝陵制度,書中列舉了“依山為陵”的建陵規劃設計,模仿“方上之制”的封土形制,地面豎立石碑、石獅等標志物,以及圍繞封土的四方形陵垣等,說明了吐蕃借鑒唐朝制度的客觀事實,并清楚地指出:“吐蕃王朝的陵墓制度在多方面受到唐陵制度的影響,應當是一個確鑿的事實。在考古文物的背后,隱藏著當時唐蕃交流的宏大歷史背景。首先,吐蕃王朝君主主要實行土葬制度,這與當時天竺(印度)主要流行火葬、野葬的習俗以及中亞波斯、伊朗高原等地的葬俗相去甚遠,而與漢地唐朝葬制最為接近?!崩迩辶颂瞥c吐蕃之間文化上的密切關系,也就雄辯地得出了西藏文化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的客觀結論。

      第二,用信實可靠的文物資料清晰地揭示了元以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轄。

      從1247年元太宗窩闊臺次子闊端與代表西藏地方的薩迦派宗教首領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在涼州會談開始,西藏地方納入大蒙古國暨元朝的行政管轄之下,元朝在朝廷設立總制院(后改為宣政院),管理吐蕃地方事務,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機構、任免官員、清查人戶、征收賦稅、設立驛站、駐扎軍隊、頒布法律、審判案件,實施了充分有效的行政管轄。八思巴字皇帝圣旨、藏文帝師法旨、冊封僧俗官員的印章、使者使用驛站的令牌,以及1959年在西藏自治區薩迦寺內發現的至元通行寶鈔等,都從不同方面證明了中央政府管轄西藏的歷史事實。明代繼承元代在西藏實施的各項措施,并順應政治格局和西藏地方政教勢力的變化,采取了一些新的完善措施。該書比較好地利用相關文物資料,對明朝初年對元朝西藏職官和行政機構承襲與調整情況,包括萬戶與萬戶府、元帥與元帥府、西藏宣慰司,以及地方官員的承襲制度等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對相關涉藏管理機構,朝廷封授西藏地方宗教首領的僧職名號等,結合文物資料予以清晰交代,最后還通過西藏地方寺廟供奉“皇帝萬歲萬萬歲”牌位,供奉明朝皇帝御容像等,考察了西藏地方對明朝中央的政治認同。清朝對西藏除了行政管理、軍事保障和法規制度約束之外,進一步采取的經濟、商貿與貨幣管理措施,這些都有大量的文物資料提供例證,很有說服力。

      第三,用系統而完整的文物鏈條勾畫出自古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畫卷。

      該書基礎資料一脈相承、上下貫通,綜合研究系統、完整,全面呈現了西藏地方與中原,藏族與漢族及其他民族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經濟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密切交流,民族間聯系不斷的歷史場景,描繪了中國各民族共同開拓遼闊疆域,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的西藏實踐,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新石器時代的半地穴房屋、打制石器、彩陶、青銅器與中原的內在聯系,到大小昭寺、布達拉宮、薩迦寺、夏魯寺對中原建筑風格的吸收利用;從阿里出土的漢字王侯紋飾織錦、茶葉茶具到逐漸繁榮起來的吐蕃絲綢之路,延綿千年的茶馬古道;從金屬冶煉、天文歷算、醫療醫技傳入西藏,到音樂舞蹈、唐卡繪畫、風俗習慣;從政治制度借鑒到儒家思想的吸收,西藏與中原地區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僅始終未斷,而且持續由表及里,更深更實?!睹鲿洹酚涊d了明代烏思藏地方向明朝進貢的方物,包括畫佛、銅佛、銅塔、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盔、明甲、刀、劍等。明朝皇帝賞賜烏思藏地方首領的物品也有特色,主要包括茶、服飾、絲綢、瓷器、金銀、玉石、鎏金佛像、佛塔、經書、唐卡、法器等。書中梳理了朝廷賞賜物品在西藏存在和使用的情況,包括大昭寺、楚布寺、薩迦寺、納塘寺、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扎什倫布寺、丹薩替寺、澤當寺、白居寺、噶瑪寺、昌珠寺、乃寧曲德寺、達隆寺等收藏的明朝賞賜物品。雖然還遠算不上完備,卻也足以說明問題。該書綜合研究部分在這一方面用力最多,文物與文獻相互印證,對于說明相關歷史問題,效果十分顯著??傮w而言,該書用豐富的文物資料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深刻地說明了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有機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是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巨大動力這一深刻道理。

      第四,用考古實物和文物資料講好中國歷史文化故事,講好西藏歷史故事,做好藏學研究成果的應用轉化工作成效突出。

      自唐朝文成公主攜帶漢文經典、醫學書籍、樂器工藝等到吐蕃之后,中原地區的碾磨、紡織、陶器、造紙、釀酒等工藝陸續傳到吐蕃。與此同時,吐蕃贈送唐朝的珍貴物品如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的金鵝,上面塑鑄有獅子、象、駝、馬等動物形象的“金城”,以及金甕、金頗羅、金盤、胡瓶和土產方物等,相繼送達中原。歷朝歷代相沿不斷,成為制度,不同時代雖然有不同的代表性物品,但在表明西藏地方對中央政府的關系,增強西藏與中原聯系方面則一脈相承。這些物品既是珍貴文物,更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個牽動宏大歷史、觸動人心的故事。該書十分重視對文物細部的準確考察與描述,重視還原文物中所蘊含的歷史場景,以及所承載的時代內涵。書中以文物為線索展開敘述,故事性強,容易理解,也容易受到感染,通過輕松閱讀獲得了對復雜歷史的清晰認識和深刻了解,這一做法無疑是成功的,相信也能獲得廣大讀者的肯定和歡迎。

      該書如再增加民國部分的文物資料和綜合研究內容,體例會更加完整。作為一部學術著作,書中自然提出了一些可供討論的問題,比如在7世紀吐蕃王朝建立以前,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族群與中原地區史前文化一樣經歷了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直到吐蕃王朝建立后,文明進程才開始加速,進入封建社會。這就引發對吐蕃王朝究竟是奴隸制社會,還是封建社會的問題討論,相應也會引發西藏封建農奴制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存在了多少年的問題。還有一些概念的使用,如采用吐蕃的方位概念,稱中原地區為東方,又以吐蕃為基準稱吐蕃在東方的“中國文化圈”和南方的印度文化圈之間的選擇問題;在使用漢藏關系,西藏與中原關系中的概念的界定問題,擴大文物涉及范圍。

      與此同時,書中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有些地方對前人研究成果吸收不夠充分,如對答失蠻入藏置驛年代的敘述。有些地方還存在需要慎重對待學界成說的問題,如認為“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轄之下應該是從忽必烈建立元朝開始的,在這一歷史事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人就是忽必烈及其帝師八思巴”,把大蒙古國與元朝分開的做法是否妥當,還需認真研究,把西藏納入元朝行政版圖的時間從1271年改國號算起,更要從什么是歷史上的中國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從大蒙古國史與元朝史之間的密切關系來理解,不宜輕易給出斷論。

      此外,近幾年西藏考古又有新的重大發現,希望重版時能得以吸收,目前西藏還有大量珍貴的文物資料深藏閨中,也希望有朝一日有關方面能將其有序公之于眾,以助力中國藏學研究,也能進一步豐富本書基礎資料部分的內容。最后,本書還提醒我們,從考古和文物資料視角系統闡述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多學科角度系統闡明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的理論和事實,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4期,作者張云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二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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